刘承钊：73岁登夹金山“追蛙”

弱唇褶山溪鲵

　　2024年9月30日，追蛙将是刘承刘承钊院士诞辰124周年。后人对这位两栖爬行动物学的钊岁奠基人，从未忘却。登夹

　　有人说，金山他是追蛙动物学家、教育家，刘承有人尊他为“祖师爷”，钊岁也有人亲切地叫他“青蛙迷”。登夹

　　刘承钊十分重视野外考察工作，金山从1938年入川执教，追蛙到1973年登上夹金山，刘承他组织、钊岁参加野外考察近50次，登夹多次来到雅安。金山

1973年，刘承钊在宝兴野外采集  资料图片

　　自小就对动物感兴趣

　　刘承钊和动物的缘分深远，他出生在山东泰安农村，少不了自然野趣。在田地里长大的刘承钊自小就对动物感兴趣，尤其是野外常见的蛙、蛇等，那时他就被伙伴戏称“青蛙迷”。

　　1922年，刘承钊中学毕业后，以优异成绩到北京汇文大学预科学习。1924年，考入燕京大学心理学系，因对动物学兴趣浓厚，一年后转入生物系。1927年，刘承钊从燕京大学毕业，并获得学士学位。他被学校留下，任生物系助教，一边教学，一边进修研究生课程，并在李汝祺教授指导下从事两栖动物研究。

　　应了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这句话，1932年，刘承钊以研究两栖动物的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，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，专攻高等动物学，用两年时间取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并且同时获得科学和教育两项“金钥匙”奖。

　　1934年9月，刘承钊回到祖国，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，继续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。

　　1938年，刘承钊带着本系师生在抗战烽火中来到四川成都华西坝，并在此复课。尽管路途遥远且艰辛，但刘承钊收集的各种书籍和资料都被他带到了成都，保存完好。次年，部分师生并入华西协合大学，刘承钊受聘为该校教授，先后担任该校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、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》自然科学部编辑。

　　1946年，刘承钊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，完成《华西两栖类》专著，并成为美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终身名誉会员。但他毅然抛弃国外安定舒适的生活与优越的工作条件，再次回到祖国。

　　带领学生徒步到宝兴考察

　　“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去探索真知。种类繁多、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。”刘承钊非常注重野外观察。

　　1938年，刘承钊与东吴大学生物系师生去峨眉山考察，采集到“弹琴蛙”和“峨嵋髭蟾”（俗称“胡子蛙”）。后经他研究，确认“峨嵋髭蟾”是一个新属新种，这也是第一个被中国科学家记录下来的两栖动物新属种。

　　1939年，刘承钊循着阿尔芒·戴维的足迹来到雅安，渴望像阿尔芒·戴维一样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发现。他带领16名师生，搭乘木炭汽车从成都到雅安，颠簸了一整天，再步行前往宝兴。在宝兴找到住的地方后，刘承钊带着大家一早出门进山，每人头戴草帽，脚穿草鞋，腿部打上绑腿，手里拿一个采集网，腰上缠一些小布袋，就是所有装备。爬悬崖、涉水沟、钻树林，到下午四五点才出山返回暂住地。当采集到标本后，刘承钊也没少操心，不停嘱咐“要不断用水浸湿口袋，以免回到驻地前标本死掉”。

　　与刘承钊一同在宝兴采集标本的王宜生回忆，有一天在宝兴山里采集标本，路过一条山沟时只有一户农民，家里有父子两个人。七八平方米的草房挤下了同行的十几个人，“我和一个同事上半身睡在棺材上，下半身睡在地上，大家的衣服都湿了，但不方便烤干，就把脚伸到有热气的柴灶旁，沾点热气。”如此恶劣的环境，刘承钊和大家同吃同住。

　　积累大量宝贵资料

　　寻找动物标本的山岭沟壑间，有独木桥、溜索桥等，也有悬崖峭壁、激流险滩，还有毒蛇猛兽，作为两栖爬行动物的骨灰级“发烧友”，刘承钊从来没怕过。看到蟾蜍、蛙、蛇等，刘承钊就像孩子看到新玩具一样，让他欢呼雀跃。但刘承钊对待这些动物可不像孩子玩玩具一样没耐心，他强调对待科学“安、专、迷”。在野外采集到的蝌蚪，刘承钊一定要用培养缸养起来，直到长变形态，才确定是哪一种蛙的蝌蚪。没有把蛙的生活史研究清楚，他绝对不会轻易发表新品种。

　　1939年夏天，刘承钊带领学生在宝兴陇东的沟中采集两栖动物标本时，一名学生在急流水沟中抓到一只蟾蜍，这只蟾蜍与刘承钊见过的蟾蜍标本均不同。刘承钊当即安排学生在附近的几条沟搜索这种蟾蜍，采集其蝌蚪、雌雄个体，详细记录其生活环境特点，并手绘了很多图。

　　此后，刘承钊深入研究，比对在各地采集到的同类和相近标本，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，在1947年著的《华西两栖类》中确认，在宝兴陇东采集的蟾蜍是一个新种，将这种蟾蜍命名为Oreolalax popei，中文名叫“宝兴齿蟾”。后来，宝兴齿蟾被列入《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
　　从1938年到1948年，刘承钊共进行11次野外考察，行程8000多公里，多次到雅安及大小凉山、峨眉山等地。共描述29个新种、1个新属，对许多动物做了详尽的观察与研究，在“华西两栖类自然史的研究”这一题目下共发表12篇有创见的论文，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生活史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　　古稀之年再到雅安考察

　　据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师吴贯夫回忆：“我曾在四川医学院生物教研组工作，1959年随同刘老师去贵州威宁采集标本，刘老师见到两栖动物，不顾山寒水冷，连鞋带袜就下水追捉，汽车驾驶员很感动，也下水帮忙。1963年，刘老师去宝兴采集标本，当时已经63岁，他和驾驶员、炊事员就住在森林中伐木工人留下的草棚里。”

　　1950年，刘承钊依据采集于宝兴的有尾两栖动物标本，命名了一个两栖动物新物种：弱唇褶山溪鲵。据田婉淑、赵尔宓的著作《刘承钊教授生前发表的两栖动物新种》记载，弱唇褶山溪鲵的模式标本由刘承钊亲自采集，采集地是宝兴，采集时间是1950年。

　　治学严谨的刘承钊对雅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　　1973年，刘承钊组织青藏高原两栖爬行动物调查，因身体原因，73岁的他未能参加其他区域的考察，唯独对雅安宝兴念念不忘。他沿着1939年首次到宝兴野外考察的线路，顺着宝兴河西河走到了五龙等地，后折返向东河区域考察，登上了夹金山。

　　当时，从宝兴县城到夹金山没有通公路，单边路程50多公里，步行需要3天左右。在这次考察中，刘承钊采集到模式标本产自宝兴的四川湍蛙、宝兴齿蟾、宝兴树蛙等标本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工作。

　　刘承钊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愿为祖国献余年。七三好似三九壮，采得湍蛙著新篇。五龙溪畔听蛙喧，夹金山麓捉角蟾。回首远看云压顶，低头近见水冲天。” 杨铧/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