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做过防疫志愿者的弟弟聊了聊丨记者过年

上次见到弟弟是过防过年2022年春节，他比我小八岁多，疫志愿生于1990年代中期。弟弟聊在我们生活的聊丨内地城市，非独生子女家庭并不多见。过防过年当我上高中住校时，疫志愿他刚好上小学，弟弟聊因此，聊丨我完整地陪伴了他天真的过防过年幼年，那个稚气可爱的疫志愿“史前时代”。此后，弟弟聊空间的聊丨距离和代沟，让我们始终保持着人生轨迹的过防过年平行和微妙的疏离感。一晃眼，疫志愿弟弟已经快三十岁了。弟弟聊在我眼中，他始终是那个小学前的孩子和“冗余”的、我来不及完全理解的部分的叠加状态。

2021年12月，弟弟从家乡湖北的小城市辞职，来到了深圳工作，在远离市中心的光明区某街道办做一名劳务派遣制的专干。在他工作的街道，专干数量要远远多于在编公务员。整个街道办有九百余人，弟弟工作的部门叫公共事务中心，业务范围很广，有采购招标、固定资产、工程维修、后勤保障、物业管理、综合协调、财务、会务等。

我们一整年没见，这在之前再正常不过，但在他来深圳后并不正常。广州与深圳的高铁车程仅有半小时。除了在省内上大学，弟弟第一次离开父母，我作为兄长，本应该勤加照料、走动，但深圳、广州两座城市，在2022年的不同时段，都经历了十分紧张的疫情防控，走动要担着被赋黄码甚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