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社会对监狱改造寄予太高期望，给予的资源却不足”

2020年10月21日，对监湖北襄阳，狱改予太予街头一处正在安装中的造寄资源足天眼摄像头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
梁平汉是高期一名犯罪经济学研究者、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，对监走入大众视野，狱改予太予源于他分享自己在监狱开展的造寄资源足一次捐助实验。受助者为两名患病女童，高期一名是对监陌生人，另一名是狱改予太予服刑人员的女儿，犯人在监狱车间工作的造寄资源足产值与善款金额挂钩。梁平汉发现，高期所有服刑人员工作的对监效率都因此提高了。

实验结果还有更多让他惊讶的狱改予太予细节。当知道要帮助的造寄资源足人是服刑人员的女儿时，犯人们并没有因为同病相怜而愿意帮助更多。另外，如果以服刑时间作为变量，重新将犯人分组，服刑时间越长，反而捐助行为更少。

那是九年前的一次实验。2014年，梁平汉得到一次去四川某监狱研究的机会。为期5天的研究，影响究竟会有多深远，梁平汉并不知道。服刑人员出狱后，与监狱断了联系，也很难去评估监狱改造到底有什么效果。从那时起，梁平汉对犯罪治理问题愈加关注。

在梁平汉看来，社会对于监狱威慑和改造作用抱有更高的期待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“泛刑事化”的趋势。2021年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沈开举曾提出，要对“泛刑事化”高度重视，“超出行政处罚手段惩处程度时才能由刑法介入调整”。在沈开举看来，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网络诈骗、危险驾驶等行为的定罪中，甚至在征地拆迁补偿案件的办理中也有体现。

随着梁平汉对犯罪治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，他发现“泛刑事化”的作用有限，且占用大量社会资源，“犯人们出来后也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，家属在就业、公考、政审时也会受到影响。这其实是社会在给自己制造对立面”。

2023年4月20日，围绕他近年在低成本犯罪治理等相关方面的研究，梁平汉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。

一次在监狱开展的捐款实验

南方周末：作为一个经济学背景的学者，你是如何对犯罪行为研究产生兴趣的？

梁平汉：我长期关注公共管理。2014年，我到美国芝加哥市访学。当地犯罪率很高，服刑人口多。那时我了解到，芝加哥大学教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·贝克尔在1960年代，就最早将经济分析用于犯罪与惩罚，认为犯罪者会在计算成本收益后，做出是否犯罪的决定。这一学术理论引起了我对犯罪的关注。另外，公共治理领域的学者也要借助犯罪研究社会治理。现实中，多数人遵循的还是重刑主义，认为只要把犯人们关起来，施加严厉的刑罚就能起到威慑作用，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基础。

2014年，我得到了去四川一所监狱开展实验的机会，对现行监狱管理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体会。后来到中山大学任教，我开始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裁判文书等资料。

南方周末：当时是怎么得到去监狱开展实验的机会？

梁平汉：监狱管理人员其实很需要智力支持，才知道怎么更好管理，因此会和部分法学院保持联系。如果研究者有相关联系渠道或认识监狱管理部门